原來我是廉頗

— 貓琴

現代人越活越年輕,以前六十歲已經是踏入老年,現在六十歲就像三十歲的年青人,無論心境和體能,都比我們父母一代年青和優勝。

我一向不認老,覺得運動可以保持我的體能、青春和健美的體態,自從退休還我自由之後,每天都往健身室做不同類型的運動,游泳、舞蹈、拉筋、舉重,天氣好則和爬山朋友去登高,天天不亦樂乎!

不過半年前突然覺得自己左邊肩膊感覺僵硬和繃緊古怪,左手開始乏力,有時連提起一隻水杯,也覺得沒有信心。隨之而來的痛楚,簡直是一種折磨,不要說要提起重物不能承受,就算一些簡單的動作,例如穿衣和脫衣,也可以令我痛得苦不堪言。我的左手,就像一支枯萎了的乾花,掛在左邊的肩膀上,完全沒有實際作用。

曾經試過,自己獨自在浴室,衣服脫了一半,因為肩頭不能活動,衣服卡在半腰間,縱使痛得眼淚流滿一臉,衣服還是留在原位,跟我的肩膊頑強對壘。難道每天要找人幫忙穿衣脫衣嗎?此時真有英雄落難的感覺。

看過了西醫,照過 X-Ray, Ultra sound,也看過物理治療師和脊椎治療師,甚至注射了類固醇,也完全沒有幫助,我的家庭醫生,很無奈的跟我說:「我就只能做這麼多了,讓時間治愈吧!」我的物理治療師也是束手無策。他說這個病症俗稱叫做五十肩,英語是Adhesive Capsulitis,或是 Frozen Shoulder,通常需要超過一年半的時間,才可以慢慢恢復。

我的天啊!還要多捱一年半,這種日子怎樣過?因為肩膊不能自由活動,影響很多動作,也加重了另一邊身體的負擔。我以往喜歡做的運動,不要說游泳、跳舞、行山,甚至拉筋或者做瑜伽,都受到掣肘。

「廉頗老矣,尚能飯否?」原來我也有認老的一天。

兩個月前,朋友告訴我,她的五十肩給一位中醫師醫治好了,但因為中醫師不再收新的病人,很難將她介紹給我。經過了幾個月的煎熬,我大膽懇求朋友詢問這位中醫師,會不會收納我?老實說,我以往一向都不太相信中醫和中藥,認為中藥只適合調理身體。不過既然群醫束手,我這隻「死馬」也要試一試可否當活馬醫。

我的運氣好,中醫師居然接納了我!一個多月前,我開始接受中醫治療。每次的治療,就是用拔罐的方式,和針灸來醫理。 第一次接受中醫的拔罐治療,看見她手起罐落,動作伶俐,不消一會兒,拔罐之後的肩膊,就充滿了菸好的血印,但感覺是表面皮膚的苦楚,體內反而覺得血氣運行。 經過五、六次的治療,我的左手居然可以提升了 10 幾度,而且肩膊痛苦程度大大減少,左手也漸漸有力,開始不會影響日常活動,令我如在黑暗中看到曙光,也使我對中藥的治療有了改觀。

八月份我將會和朋友登富士山,還有一個多月時間讓我準備,廉頗啊,雖然我們都會老,但只要有健康和決心,是可以達標的,讓我們一齊努力加餐飯吧!

生命之旅

— Steve

許久沒有寫文了,一些朋友更問我是否休筆?當然不是休筆,原因是無嘢可寫,我想寫的是個人真實的經歷和感受,而非道聽塗說,更非胡思亂想、瞎猜狂訨。寫真實的經歷和感受,最方便是遊記,但自從 COVID-19 爆發,2020 及 2021 都留守在家避難,遊甚麼記?真係冇乜可寫!這是大家所理解的﹔ 1992 移民澳洲,不覺又 30 年了,2022 是一個特別的年,若說甚麼可寫?有!因為我經歷了生命之旅的第二版,且聽我以下的故事。

澳洲醫療制度頗佳,家庭醫生 S 每年都替我驗血,其中有一項指數是 PSA(prostate special antigen),即攝護腺分泌物﹔我的 PSA 原本不高,但昨年增速在 0.5 間,為保安全,S 醫生著我半年再驗一次,於是在 2022 年 3 月再驗 PSA 及 free PSA %。

驗出來的結果不大好,PSA 是 4.4,仍屬可接受範圍内,但增速是 0.8,超額了,另外,free PSA 是 9%,若低過 10%,攝護腺癌的風險就會增加,S 醫生說在我這種情況,有四分一機會是攝護腺癌(prostate cancer),他轉介我去看一位泌尿科專科醫生 L。

由於 S 醫生介紹,我可 fast-track 看專科醫生 L,但也要等三個星期,他的診所在西草地私立醫院( Westmead Private Hospital)。當天見醫生前,在醫院餐廳,遇到行山時認識的一位手術護士,這護士說我找對了醫生﹔他認識這位專科醫生,會替我關照一下。談到醫生及護士,醫生當然尊貴,因為他們決定人的生死,通常是一個社會裡最聰明的人擔當,收入亦最高。護士不同,護士的工作環境極為惡劣,除需 24 小時輪更外,要招呼病人﹔病人的心情當然不好,曾經有另一位護士朋友對我說笑:「前世做壞事,今世做護士。」可見護士生涯,並不好過。

像離題了,非也,在醫院中,病人接觸的大比數是護士﹔上次 2016 年的生命之旅主場是皇家北岸公立醫院(Royal North Shore Hospital),今次生命之旅有兩個場,分別是麥覺理大學私立醫院(Macquarie University Private Hospital) 及西草地私立醫院,我會比較澳洲公立醫院及私立醫院的服務,特別是包括其護士服務的分別,經過這兩次生命之旅,我覺得醫生是尊貴,而護士則絕對值得我們尊重,詳細的會之後說。

我上次在北岸公立醫院「開心」,雖然有買醫院醫療保險(Hospital Insurance Scheme),但祇是二級,「開心」手術唔包,入院定性(labelled)是公立病人(public patient),住了 3 晚ICU,4 晚六人大房,斗零都唔駛俾。事後聰明了,橫掂都要買醫院醫療保險,於是昇級到三,除生仔及一些有選擇性特殊手術外的病況都包﹔今次這個醫院醫療保險有作用了,因為公立病人與私立病人的分別是:在那裡做、幾時做、由那個手術醫生做,病人都有一些話事權﹔公立病人則完全由公立醫院決定﹔我今次是私立病人,可指定那位專科醫生 L 為主診醫生。

見了專科醫生 L,其實也沒有說甚麼,祇說了有三分一機會是攝護腺癌,其實我對機會這東西,最沒有好感,機會高,會中嗎?機會低,就不會中嗎?就個人而言,中就是中,不中就是不中,是事實,不是機會。L 醫生第一步著我做的是核磁共振 (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-MRI)。 他在麥覺理大學私立醫院及西草地私立醫院都有診所,而這兩所醫院都有 MRI,因為我家較近麥覺理大學,所以選擇了麥覺理大學私立醫院 的 MRI。

在血管注射了顯影液後,我被推入一個大桶中,整個程序約 30 分鐘,報告很快出來,情況不甚理想,在攝護腺內有兩處異常的地方﹔這時的心情真不好,頭頭碰著黑,幾天後我又感染了 COVID-19,症狀其實很輕微,祗是有些喉嚨痛及輕度發燒,當然自我隔離及在床上休息,兩天後病徵消除,隔幾天後再驗 PCR,還是陽性,又隔幾天重驗,仍舊還是陽性!這差點使我崩潰:我是否成為隱性帶菌者?若是帶菌者我便不能看醫生, 我的攝護腺病怎樣處理?經過一番蹉跎,终於知道感染 COVID-19 後,最少要等三星期後才可再驗 PCR,因為 PCR 很敏感,有 COVID-19 的殘留物也會誤診為陽性,讓我虛驚一場。

L 醫生看過報告後說要做病理分析(Biopsy),因為感染了 COVID-19,恐防有血栓(blood clot),他說要等一段時間才做病理分析,地點是麥覺理大學私立醫院。這天很早來到醫院,做這個病理分析要全身麻醉,然後用長針筒抽取樣本化驗﹔隔幾天再看 L 醫生,大劑了! L 醫生說他用了 21 個針筒抽取樣本化驗,其中五針筒有 cancerous element,What? I am diagnosedwith prostate cancer!

這一下子的心情真像由高樓掉了下來,我完全沒有病徵,衹是 PSA 增多了,但也要接受現實,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處理這疾病,L 醫生說了一些處理這疾病的辦法(包括手術、電療、化療等等),不過在他未決定怎樣處理這疾病前,還有一樣檢驗要做,那就是 PSMA-PET scan,這個檢驗是看看癌細胞有沒有擴散。

做 PSMA-PET Scan 的地點是麥覺理大學私立醫院,形式與 MRI 差不多,但注射入體內的是放射性物質,上次做 MRI 的部位是我的下體,今次做的是全身,時間當然長很多,在未做PSMA-PET scan 前,要我飲許多水(hydrated),我都以為自己醒,未入房前去了廁所「清塘」,入了房後又推入個桶內,我估唔到會這樣長時間,我實在忍不了,當時有位護士小姐對我說:「忍多5分鐘,快要完成了。」我不斷說:「我真係忍唔到了。」那護士說時遲那時快拿了隻「鴨仔」給我將尿撒在那裡,我事後當然很不好意思,那護士卻說:「You are not the first one and would not be the last」,這位護士的情商(eQ)真係夠高,將這尷尬場面,一句話便一掃而空。

三天後可以取 PSMA-PET scan 的書面報告,我都不敢去取,因為這等如生命的判決書,直到看專科醫生那一天早上,我才去取那報告書,拿著手震震的,沒有勇氣打開來看,最後對妻子說:「還是由你開吧。」妻子開信後說,全部 paragraphs 開頭都是 No 的,這時心中的那塊石頭才放下一些。

當見到 L 醫生時証實了這一點, 當他解說處理這疾病的辦法和各種辦法的好處與壞處時,護士走來告訴醫生說某病人因感染了 COVID-19,下星期(10 月 5 日)的手術要取消,我立刻對醫生說:「你可否在那天替我做手術。」醫生見我這樣心急便說道:「不能那樣急,還有一些手續及程序要做,況且之前做 Biopsy 時的瘀血還未完全清除。」於是安排了另一個手術日子(10 月 25 日)﹔ L 醫生繼續解說手術後的短期及長期後遺症,不過我都無心理會,衹想儘快解決這疾病問題。

未做手術之前真是有許多手續及程序要做,但最重要的是不能感染 COVID,否則會一拖再拖,方法不單是家居隔離,而且是房間隔離,真是足不岀睡房,除吃飯與睡覺外都戴上口罩,如臨大敵般守候至手術日﹔這段日子當然難受,我完全沒有病徵,但這病對心理上的衝擊很大,畢竟這是生與死的問題,我等凡夫俗子,祗能望天打卦。

為消解這種心理抑鬱,我選擇散步。每天我都在家居附近的巷里行走,一共行出五條路線,由最短的半小時行程到個半小時都有,最長的是繞著 Greenway Park 走一個圈,妻子許多時都陪著我走,大家走完一圈,心情也就好起來。

手術前的手續及程序包括見家庭醫生及驗血驗心電圖等,這個程序在「開心」前曾做過,不過家庭醫生 S 的說話卻很有意思。他說:「我知你很怕死,你會死的情況有兩個:第一個情況是你唔理佢(即這個病),甚麼也不做,十年後你會死,但現在你在處理緊這個病﹔第二個情況是在手術床上死亡,以你現在的健康情況及手術的複雜性,機會極微,你又何必驚?」

我心裡想:家庭醫生 S 與專科醫生 L 相信很熟稔,他們的共通點是都識講廣東話,上次要求 L 醫生儘快做手術時可能是給了他這印象,S 醫生是轉介醫生,L 醫生有責任將我的情況匯報給 S 醫生﹔另外說,「怕死」仍是人之常情,cancer 喎!那些人口說不怕死的都在說謊。

S 醫生再說: 「不要太擔心,雖然是 prostate cancer,但 it is curable。」他這一說真是使我心裡舒服很多,他隨即伸手與我握手,在這 COVID 期間,實屬難得。S 醫生再說:「放心做手術吧。」這時,我的心境真是極度適然。(注:家庭醫生 S 較我年紀少五、六年,自移民至澳洲開始家中大小有甚麼不舒服都看他,他與我全家家人稔熟。)

做手術的地方是西草地私立醫院,是專科醫生 L 的主場,幾天前做完 PCR, 臨場又要做RAT,要做便做,一切順從,無計了﹔未做手術前還要看兩位專科,一位是麻醉師,是看我適不適合做手術,另一位是物理治療師(physiotherapist),是協助我處理手術後的後遺症。手術後會有兩個後遺症,一個是永久性的:是陽萎﹔另一個暫時性的:是失禁,不要以為物理治療師沒有甚麼作用,招呼我的那位物理治療師 N 將手術講得更清楚簡眀,因為這項手術是將整個攝護腺切除,然後將膀胱及尿道重新結合,以前控制小便的肌肉也會被切掉,於是小便不再受控制,即是失禁,簡單說是會賴尿。物理治療師的作用是教我如使用其他肌肉補充,重新掌握控制小便的機制,技術名稱為「pelvic floor exercise」,物理治療師是用超聲波儀器,利用圖象使我看到那裡的肌肉收縮,從而控制小便不隨便直流。

很不容易到了 10 月 25 日,註册入院後便睡在病床並被推入手術室。以前「開心」,未進入手術室前已被全身麻醉,甚麼都不知道,今次不同,進入了手術室後才做全身麻醉,不覺又大開眼界,手術室內有一隻八爪魚般的儀器……專科醫生 L 除是泌尿科專業外,更是機械人手術師( robotic surgeon),重有個 professor 名銜﹔手術時間約個半小時多,說是微創,手術後肚腩多了六個孔,現代手術科技真厲害,六個孔中四個孔不足 1cm,另外兩個孔大一點,一個是抽掉腔復內手術時積流的血水,另一個是取岀那割掉的攝護腺,最大的孔也不足2cm ﹔手術完結後迷迷糊糊的醒了過來,L 醫生對我說:「手術順利。」之後我又呼呼人睡。

這晚睡得很好,因為是私人房,不像上次在北岸公立醫院要住六人大房,在專科醫生 L 的安排下,我會住兩晚,費用是一萬多,不過買了保險,交了五百蚊塾底費後全由保險公司負責,其他 out of pocket 的費用包括手術師、麻醉師、手術室等要一萬多,算是破財擋災吧。

平心而言,公立醫院的服務與私立醫院的服務都是差不多,護士都很專業,並無優劣之分,原本我在私立醫院是選擇 share room,結果給了我私人房,可能那時病房充裕﹔或說私立醫院有醫生揀,其實都不是我揀的,是而家庭醫生 S 揀的,他揀的也不錯,在攝護腺手術方面,專科醫生 L 很有口碑。

兩天後拆除了在肚腹的塑膠管道和血水袋後便出院,但還連着一個尿袋(catheter),要定時倒掉尿液。一週很快過去,又回到專科醫生 L 那裡拆除尿袋,至此算是一身鬆晒,不過還要Yea「片」一段時間,甚麼片?尿片也,經歷過以前那些困難日子,這少許的不方便也就不當作一回事。

從今年三月到現在,足足搞了大半年,心理上的折磨比身體上的更甚﹔說是折磨也好,說是磨練也好,除了祈求上天的憐憫,我時刻都警誡著自己要智慧地處理問題,所謂「智」者,是知道自己應該做甚麼?在網上很多資訊,真假難分,有些算是真的,也是過了時,見了讀了,自已先被嚇死,我們應該聽從醫生的指導﹔所謂「慧」者,是知道自己不應該做甚麼?遇到困難險阻,心情當然欠佳,也不要將自己的壞情緒傳給別人,現在能找到知心朋友傾訴真不容易,無論如何,也不應亂發脾氣,我的辦法是行街或剪草,出一身汗,喝杯奶茶,然後淋浴清洗,煩燥的心情也很快平伏下來。

今年是虎年,我當新春聯歡司儀的時候,自作了「披著虎皮的羊」歇後語,「一味靠嚇」,語帶相關,過年賀辭為「有驚無險」,不料幾個月後,這賀辭竟發生在我身上, 希望一切有驚無險吧。

文直良校友專訪特稿

— 會訊採訪組

校友會季刊編輯部每期都會訪問一位校友,作為季刊特稿,今期訪問的是文直良博士。

文校友於1972年畢業於中大聯合書院社會學系,獲一級榮譽學位。就學期間有三年半在港島般含道舊校舍上課,1971年聖誕節,聯合書院遷入中大沙田現址,他是湯若望宿舍的第一屆宿生。

文校友畢業後考取了香港政府行政主任,當時來說亦屬高薪厚職,唯在金耀基教授及李沛良教授兩位老師的游說下,放棄政府工作,決定留校,在中大社會研究中心當了一年研究助理,主要協助金耀基教授的觀 塘社區研究工作。

他在1973年赴美,就讀於波特蘭州立大學(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),專項為都市研究 (Urban Studies),1979年底完成博士論文回港,在新亞書院社會系任職,教授課程包括都市社會學和人口學等等,展開了14年教學與研究工作。

1993年因緣際會,轉職為新亞書院院務主任,又渡過了17年寒暑,一直至2010年退休;他與中大關係一共三十六年,其中四年為學生、三十二年為教學與行政工作。

我們問:「由教學轉為行政,在中大的工作型態肯定有很大的轉變?」文校友回想當年,擔當院務主任工作很是繁重,除書院的人事與財政外,其他工作還包括老師與學生活動,亦常要聯系一些資助書院的社會人士與校友。

在新亞,他負責了一項歷史悠久的「新亞書院及耶魯大學學生交流計劃」,每年農曆年期間,都有8名新亞學生遠赴耶鲁大學作為期兩週的遊學活動,期間包括上課和研討會,除此之外,活動還包括參觀國會、博物館和民宿居住(homestay)等。他除了帶隊外,還負責指導學生們的研究方法(research methods),以配合學生於遊學期間在專題研討會(symposium)中做報告。現在他還與這些交流生有聯系,一些更遠涉重洋,到悉尼探候他可以看得出,文校友對此亦感到安慰和滿足。訪問期間,亦有兩位學生分別從香港和北京前來探訪他。

文校友介紹「新亞書院及耶魯大學學生交流計劃」及雅禮協會(Yale-China Association)的始源。雅禮協會原於1901年由一班耶魯大學畢業生組成,1904年在中國湖南長沙成立湘雅醫院及雅禮中學,提供醫療及教育服務,當時在中國第一次引進西方醫學,培訓醫生及護士,及後在國內醫學界極負盛名,有「北協和、南湘雅」之譽。

唯1949年後這些服務全面終止,1954年開始雅禮協會轉而在香港與新亞書院的錢穆先生合作,此後雅禮協會每年派遣四位耶魯畢業生(Yale Bachelors)到新亞教授英文,服務兩年後輪換。雅禮協會還資助新亞書院常年經費和農圃道校舍的興建,並建立學生交流計劃和捐助獎學金。 新亞書院的早期發展,與雅禮協會的幫助,有莫大的關係。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,雅禮協會恢復了在長沙的原來服務,有些服務更在昆明、安徽、廣州等地方伸展。由2015至2021年,文校友被邀為雅禮協會董事會成員;這是一個義務職銜,每年需往美國耶魯大學紐哈芬市(New Haven)參加年會,機票酒店支出都是自費的,還要捐款給雅禮協會。卸任董事會後,他現在仍為雅禮協會轄下教育委員會成員。

被問及有關現代青年人「躺平」的問題(註:「躺平」者,是指一些人抗拒高度競爭的社會風氣,具體內容包括「不努力工作、甚至不工作,不買房、不談戀愛、不結婚、不生孩子等等」,選擇「無欲無求、低水平消費」的生活態度。),文校友覺得現代人遲婚少子是工業化(industrialisation)及都市化(urbanisation)的必然結果;至於青年人的「躺平」,認為個人因素較大,他認識很多青年人,都很有上進心,至於將來怎樣,是個人際遇與修為下的結果,無人可預知。人生總需要面對問題,盡力解決問題才是上策;事實上從歷史角度,當代社會急速流動(social mobility),相對而言,给予個人更多機會及選擇,「躺平」當然也是他們選項之一。人口老化及萎縮是已發展國家的普遍性問題,如日、韓及歐洲諸國都有這現象,引進移民有利有弊,他認為這問題非人力所能改變。

文校友於2010年退休後正式移居澳洲。他每星期有兩三天都和友人打網球,近年更是弄孫為樂。

與文校友攀談個多小時,獲益良多,文校友亦是我們校友會的「榮譽中大聯絡顧問」(Honorary CU Liaison Officer),我們希望透過他,特別是他的中大網絡和行政經歷,加強我們校友會與中大母校的聯絡。

編者按:不可不提的是,我們採訪組兩位校友都是中大社會系畢業的,三位社會系的人談起話來特別投契,所提及的人與物都很熟悉和有親切感。本人有幸,文校友開始教學的第一個學期,就修讀了他任教的Social Planning,成為他的第一批學生。

蔡世增校友訪問記        

–會訊採訪組

中大澳洲校友會季訊編輯部每季會訊都會訪問一位校友,談話重點包括他們往昔在中大的校園生活,移民的經歷及對當代香港青年人的勉勵等,今期我們訪問了蔡世增校友(Boris Choy)。

蔡校友畢業於香港鄧鏡波書院,後留學英國利茲大學(University of Leeds),主修數學(1987-1990) ,獲一級榮譽學位,回港後在中大研究院攻讀統計學哲學碩士 (1990-1992),並兼職助教,指導老師為林埜(音野)教授,林教授是一位深受學術界及師生尊重和愛戴的學者。

完成中大哲學碩士後 ,蔡校友獲尤德爵士海外研究獎學金贊助,赴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(Imperial College London)深造哲學博士,指導老師為統計界享負盛名的史密夫爵士教授,史密夫爵士是現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及艾倫圖靈研究所(Alan Turing Institute)首席執行官 ,他也是前倫敦大學校長。

蔡校友於 1996 年完成哲學博士學位後,加入中大做博士後研究員,同年轉職香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系為講師,在港大教學及做研究六年。由於當時學術及工作環境欠理想 ,2003 年,蔡校友在陳素娟 (Jennifer Chan)校友(現任悉尼大學副教授)鼓勵下,申請在澳洲工作,成功移民。

蔡校友首先在悉尼科技大學 (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) 數學學系任教,2008年轉職到悉尼大學商學院 (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Business School) 的商業分析學學系 (Discipline of Business Analytics),現職為副教授。商業分析學主要課題即時下熱門話題:如何利用商業大數據,分析後作商業籌策用途。

 蔡校友回想在中大的那兩年,是他人生的轉捩點,因為遇到良師益友, 良師者,林埜教授也,因為他的指點及鼓勵,使蔡校友有幸投身於學術界,一展所長 ,益友者,是當年中大的同學,這些人對他以後的人生都有極大正面的影嚮 。

談到移民問題,蔡校友強調, 並非每個人都適合移民, 做決定前 ,要認真了解自己移民的目的及可否面對移民後的種種問題,有家庭的,移民就不是一個人的事。

蔡校友是為了工作而移民,他非常感激太太 Connie 的支持,在悉尼建立一個新的家。回顧過去十八年,自覺生活與工作都比以往好,無悔當年的決定。

澳洲人較著重家庭生活,能夠分配多些時間與孩子一起,看著他們成長,也屬難能可貴。生活方面,單收入家庭 (single income family)也可應付日常開支,不像香港情況,夫妻一齊工作才可勉強應付屋宇按揭 、子女學習等各項開支。總而言之,澳洲空間寬敞,生活平和,不需要與別人比較,人與人的關係融洽許多,我們可以靜靜地享受生活中的悠然,隨遇而安。

對於當代青年人, 蔡校友說,由於醫學發達,人類預期壽命也提高了,今天的青年人,也許七十歲還在工作,他建議青年人應該利用一兩年的時間,繼續進修或真真正正的去體驗這個世界,從而建立人生的志向觀;且不談甚麼內卷外卷(網絡用語),精英制度永遠存在,當代科技發展極速,讀書做學問當然重要,但能夠掌握知識而有效地解決問題更重要,這個世界變化太快,我們必須學會活學活用知識,那些知識才更有價值 。

另一方面,我們亦談到青年人方向感的問題,蔡校友認為有些青年人過於功利,且急於速效求成,遇挫折便躺平抗議,而不重新審視現實及修正自己的人生志向;其實青年人應該建立自己的社群網絡(Social networking),凡事都要有較長遠的規劃,特別是要有人生的規 劃,人生路上要學的東西其實很多,怎樣培養和利用好自己的專長實力?怎樣使自己的專長實力為人所知及得以發展?可為自己的將來開闢前途路向。蔡校友特別強調青年人對於長輩應有禮貌,不應抱有年紀不同便有代溝、「傾唔埋」等抗拒心理,正如蔡校友說:影嚮他人生中的 求學及移民兩大環節,良師及益友著實幫助他不少。

後記:

蔡校友認為,因為任職於大學,讓他可以認識到很多學術界的尖子,包括諾貝爾得獎者, 這些學者,沒有因為自己淵博學識和超人成就而覺得高人一等,相反地,他們都是謙謙有禮, 有學者風範 。

在訪問期間,蔡校友屢屢說自己讀書成績不算好,很多際遇都是因為自己運氣好。但看到 蔡校友由大學到讀博士的學術成就,成績彪炳,那會是純粹單靠運氣好能夠達致,他顯示的謙謙君子氣質,正是中大校訓精神:「君子博學於文,約之以禮。」